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

如果认为警察救助一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公民是在履行干预职责，那谁都会认为这是荒谬的。他们在分析中引入了一种新的观念，试图证明议会通过制定法条款所表达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意图，还包含一些‘隐含意图，其中包括要求行政机构遵守法治的各项原则，以及授权法官来发展法律。

而且，即便是法律规定的警察业务，也未必都是干预职能。所以，执行法律并不是行政机关的全部内容。政府职能是一定的行政职能，现代各国莫不如此。（4）民主性：为避免行政单方地操纵‘行政目的之内涵，无论是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法治国原理、人性尊严或民主主义原则，对于人民程序权之保障，应使行政措施之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参与决定行政目的（公益）之程序，而其中最重要额莫过听证之参与。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有些行政事项，实际上是先有探索做法，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比较成熟以后，再上升为立法规定。

认真落实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2）效率性：行政迅速简单经济之效率目的，亦为行政所追求之价值之一，故使行政运作之程序统一乃必要之途径。对此，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不以为然。

它引导人们采取一切积极的行动处理政治争端，将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消解在一种有序化的宪政运行活动之中。实行宪政，无疑是当下各国推进法治进程和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同时，立法机关必须正确分析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特性，在此基础上制定比较稳定可靠的立法规划，有计划和分步骤地推进科学立法活动，依照宪法有效地行使各项立法职权。确切地说，宪政秩序，就是一种彰显现代民主政治的善意功能和体现保障人权之现实关怀，以实践的法治主义精神构建起来的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

我国现行宪法不仅肯定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原则和政权体制，而且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规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从某个角度观察，诸如此类的非秩序化倾向和宪政问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现象，它也是世界现象。

（三）阶段性与长期性相衔接的宪法实施方案是当下中国宪政建设的不竭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宪政建设目标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目标的落实在我国宪法文本上有一定的体现。自由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人类社会将在扬弃它的基础上向着更高的社会目标迈进，福山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当下，宪法制度在各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宪政实践按照其运行规律和各国自身的特点不断地向前推进。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相继问世并发挥作用，各国关于宪政的共识的进一步达成。

种种现实情况昭示，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理由对现实和未来抱过于乐观的态度，那样只会低估灾难的发生而导入对现实的误解和盲从。如果说，宪政文明是人类文明进展中一种令人向往的美好愿景的话，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就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宪政过渡时期[15]755760。同年5月28日，尼泊尔制宪会议以560票对4票的表决结果决定废除君主制。殊不知，宪政秩序的生长，须臾离不开特定的法律环境、政治生态和社会土壤。

再如，卢武铉在2003年2月25日就任韩国总统以后，因为受其亲信涉嫌收取非法政治资金所牵连……在韩国检察机关的调查结果基本明确后，2004年3月9日，大国家党等即向该国国会提交了弹劾总统的动议。从宪政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看，要使得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人权与国际公约中的人权的内涵和外延尽可能地保持一致，进而建立起一整套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人权的宪法保障实施机制，优化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权利规范体系，无疑是促进中国人权事业长足发展，从而切实地履行其对国际人权公约承诺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步骤。

在斗争中获胜的叶利钦总统更是步步为营地致力于巩固其自身的权威和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总统权势的政治措施。当冲突激烈至现实的合理要求完全无法为宪法规范所容纳时，则可以考虑适用修宪。

该国自从2006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仅2007年这一年间，素拉育临时政府就曾经两次改组内阁，其政局动荡不断。{3}就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亟须国人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宪政，以理性的精神对待宪政，并以和宽容的心理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或者宪政社会主义等理念和概念。宪政道路的选择还取决于社会大众，即托克维尔言及的民情[19]67。正如宪政虚无论可能陷入保守主义的泥潭一样，西化论也势必导致浪漫主义的境地。按照制宪会议通过的决议，尼泊尔设置了一个虚职的总统之位取代了国王这一传统的政治角色。按照不丹的新宪法规定，王权的行使将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议会可以对国王提出弹劾和罢免[2]。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法律至上的关键则是宪法至上。福山的自由民主观——历史终结论亦在民主与人权、自由与平等的现实困境面前自显其解释力的单薄。

我国1999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当今世界的那些霸权国家，他们在对待世界各国政治和对待国际政治事务的态度上，习惯性地出于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他们一味地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制度和思维来取代异质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没有对异质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表现出最起码的尊重和承认，并试图通过战争来解决一切问题。

与之相对应，其中涉及议会对总统的制约权相对而言则是十分有限的。为此，我们需要对社会的民主诉求、权利诉求和法律诉求进行深切地体察和全面地了解，尤其是有必要对当下基层民众表达出来的各种非制度性利益诉求合理地进行整合，并最大限度地拓展公民诉求表达的空间和渠道。

如此，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对外交往和交流中方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其共和宣言称，尼泊尔将成为一个独立、民主、不容分裂的主权共和国[3]。宪法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无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本保障。因此，多元和宽容的宪政秩序形成机理，决定了宪政实践之正当性。

此外，还应该明确，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制宪、释宪、修宪。[13]我们看到，英国是世界宪政母国，其宪政理念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多元主张和价值诉求并存的思维空间，如形式主义宪政观、福利国家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等等，其多元性特征可见一斑。

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一个国家一切法律、法规赖以产生、存在和变更的基本法律依据，任何法律形式都必须具有宪法上的依据，不管这种依据是直接通过合宪性确立的，还是通过合法性间接确立的，都应突出宪法作为根本法对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活动的指导作用。可见，亨廷顿早期表达的政治秩序观是针对当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socialist constitutional ord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注释】[1]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 谢来.新老国王引导不丹走向民主[J].南方人物周刊,2008(11).[3] 周戎.尼泊尔的共和之路任重道远[N].光明日报,20080601.[4] 杨昌宇.当代俄罗斯强权总统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J].求是学刊,2007(6).[5]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J].Foreign Affairs，1999(March/April).[6] 文雅.尼泊尔的共和之路[J].百科知识,2008(8).[7] 郭隆隆.欧洲民主政治的危机[J].国际展望,2002(10).[8] 陈新.宪法与政治——韩国总统弹劾案的启示[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2).[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 [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 张义清.变革社会中的宪政秩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3] 张彩凤.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2).[14] 张义清.宪政价值新考[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3).[15] 莫纪宏.过渡期后的宪政—— 2006国际宪法学协会圆桌会议综述[M]//张庆福.宪政论丛:第5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 高全喜.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关于中国现代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J].政法论坛,2005(2).[17] W.BRIAN ARTHUR.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1989(March)[18] 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0] 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J].法学研究,2007(1).[21] 李林.民主要稳 法治要快[N].人民日报,20100416.【参考文献】{1}目前，学界就宪政这一概念在中国是否可以证成的相关言论似乎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格局。其中涉及民主规则应当如何制定以及宪政的价值目标应当如何预设的问题。

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智慧，更需要我们有耐心。总统除了掌握着联邦几乎所有中央机构的重要人事任免权之外，还拥有对议会某些决议的否决权以甚至包括解散国家杜马的权力，等等。[9]7在亨廷顿眼里，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7，而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则需要通过政治制度化来实现。在此背景下，如何推行宪政无疑是一个尤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

普京和梅杰韦耶夫交替执政后，俄罗斯虽然在其既定的宪法总体框架下对涉及联邦体制、上院组成等某些方面作了一定的民主化改造，但在总体上还是延续了叶利钦时代致力于扩展总统职权的宪改路线。它既是人类可为之不懈探求的一项理想化的政治模式和预设的目标，又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呈现出来的一种和谐的状态。

应该意识到，在当下这样一个大变革和大转型的社会，适度的局部试错性的变革结合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宪政秩序生成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人类社会要保持秩序就不可能没有权威的存在。

张义清，单位为湘潭大学法学院。可见，被人们普遍认为发端于西方可称之为宪政的那种东西，西方人对其进行理论诠释的进路和对其进行论证和演绎的逻辑，无一不是建立在特定的语境下和关注其现实生态条件基础上的。